作者：薛化元（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所長）
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重大的人權事件，連形式合法要件都不具備的國家暴力，造成本土菁英和一般人民重大傷亡。但是，直到1987年鄭南榕、陳永興等人發起「228和平日促進會」，透過社會運動直接衝撞強人威權體制的二二八禁忌，要求正視、釐清二二八事件的努力不斷，李登輝總統任內也正面回應此一要求。官方繼民間之後也投入二二八事件的研究，二八事件相關檔案逐漸出土，從1995年李登輝總統開始，歷任總統皆公開對此一事件道歉，對受難者（家屬）的「賠償」、撫慰工作也持續展開。
雖然如此，二二八事件卻依然是台灣社會尚未撫平的傷痛。國人對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，乃至歷史真相的認識，仍然還有不少歧見，有待進一步處理。日前，馬英九政府任命的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陳士魁，便公開表示無法接受馬英九在2006年國民黨主席任內，長期以來以「官逼民反」定調二二八事件。
就面對重大的歷史傷痛事件而言，理想的作法或許是：歷史可以原諒，但不可以忘記。如此，在釐清真相，探究責任之後，也才能撫慰歷史傷痛，記取歷史教訓，避免類似的事件再發生。但是，如前所述，台灣社會目前面對的二二八事件，卻是歷史是非尚未究明，更遑論記取歷史教訓。而直接的問題，就是二二八的歷史傷痕，不僅未能化為促成台灣命運共同體的積極的力量，有時甚成為台灣內部族群互動的潛在問題。
長期以來，台灣社會常將二二八事件視為台灣「外省」族群與「本省」族群的衝突事件，甚至有人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「外省」族群的原罪。因此，有人認為紀念二二八事件，不利台灣內部的族群關係。問題是：目前台灣所謂的「外省」族群與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統治台灣的「外省」人，實際上並不相同。目前絕大多數的「外省」族群在二二八事件悲劇發生時，不是尚未出生，就是尚未來台，甚至連他們絕大多數父祖輩都根本與此悲劇沒有任何關係可言。因此，釐清歷史真相，探究歷史責任之後，反而有助於台灣各族群脫離不必要的歷史對立，進而在史實的基礎上，共同建構歷史的共同感。而這也是進行「轉型正義」工作，對臺灣社會和諧共感建立的重要意義。
就此而言，1947年中華民國處於以黨訓政體制下，主導國家機器運作的是國民黨，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是國民黨總裁蔣介石（兼任國家主席）。但是，歷來的總統道歉了，政府用收來的稅金賠償了，但是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責任卻沒有被探究。在某種意義上，如果釐清此一基本的責任問題，就根本去除所謂「外省」族群的原罪問題，也成為台灣內部「共生」的要件。
此外，從結構來看，二二八事件的發生，與當時台灣與中國大陸存在相當程度的落差，造成的文化衝突有關；而外來的統治者，基於鞏固其統治的考量，以國家力量壓制社會原有的價值體系及其菁英，建構與統治體制連帶的「文化霸權」，也是造成悲劇的重要原因。
基於前述的認知，國人要記取歷史教訓，避免類似二二八事件的發生，自當維繫、深化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憲政價值，拒絕與普世人權違背的外來文化價值，排除外來專制體制再統治台灣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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